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——说白先勇

这孩子从出生体质就不好，六七岁的时候，别人都上学去了，他被诊断为肺结核。那时叫肺痨，就和现在的癌症一样，属于谈虎色变的绝症。当白崇禧看到X光片上的一个洞，脸色沉了下来，遂即叫“老八”彻底在家养病。这一病就是四年多，还是单住在山坡上一所房子里。一个晚上，白先勇站在山坡望见家里的灯火、人影，又听见不断的笑声，病前百般宠爱，病中独自面对，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——这是童年带给他的心理影响，而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绝对的。所谓绝对，就是影响终生。他自幼形成的敏感、多思、内敛、悲悯、富于想象等气质，既构成了性格，也影响了文字。

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。每晚他都跑到厨房，要老央给自己“说书”。一老一小共守一个炭火盆，上面烤着红薯，搪瓷缸里热着一杯水，就开讲了，讲的第一个故事叫《薛仁贵征东》。别小看这个场景，白先勇从小就熟悉了文学叙事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

病愈后，好强的他拼命读书，不分昼夜，国英数理，滚瓜烂熟。我曾问他，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淡然一句：“过目不忘。”还珠楼主的50多本《蜀山剑侠录》，从头至尾，看过无数次。小学五年级则开始细读《红楼梦》。

抗战时期，白家几十口人往来于重庆、上海、南京。1948年，定居在香港。1952年移居台湾。1956年毕业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。说来可笑，那时他的理想是兴建三峡大坝工程，于是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。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志向是文科，打算转学，更换专业。征求父亲的意见，白崇禧说：“男孩子以理工为主，法商次之，文史属下乘。”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，这让白崇禧特别看重。还是母亲说了一句：“随他去吧，行行出状元嘛。”第二年，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，改学英国文学。

1958年（21岁），他在《文学杂志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金大奶奶》。1960年（23岁），与同学陈若曦、欧阳子、王文兴等共同创办《现代文学》杂志。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《玉卿嫂》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《青春》《游园惊梦》。《台北人》的首篇《永远的尹雪艳》（1965），《纽约客》的首篇《谪仙记》，长篇小说《孽子》也都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。

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1962年母亲的去世。“天崩地塌，栋毁梁摧”，出殡那天，入土一刻，他说：“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，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”黄庭坚在一首《虞美人》里写道：“平生个里愿怀深，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。”有丧母之痛的白先勇说：“不必十年，一年足矣！”经过死别，他还深深认识到人生大限，天命之不可强求，青春也不能永葆，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。怀着这样的感悟，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变化。1964年，他发表的《芝加哥之死》被公认是其转型之作，用夏志清先生的话来说，则是此文“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”“象征方法的运用，和主题命意的扩大，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成熟境界”。

他的作品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，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。先后生活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、各异的社会环境，给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政要家庭度过的，父辈显赫的身份、上层社会的气派是他童年的印象。在台湾，目睹国民党许多昔日同僚的没落以及无数大陆人离乡背井、流落孤岛、窘困挣扎，那无尽的思乡与怀旧伤感是他永恒的记忆，也是他的写作基调。到了美国，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，一方面对文化方面的某些堕落也深感厌恶。漂泊海外的无根的痛苦感觉，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热爱与执着——以上这些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今天的白先勇，也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。

我和白先勇的交往，算来已有十几年。他举止谦恭，内心坚忍，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，包括一些成功人士。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校园演出的《牡丹亭》，散戏后已经很晚了。返回宾馆才发现一大堆人等着他——有粉丝，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；有记者，拿着录音机盼着能采访几分钟；有出版人，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书上签名；也有熟人如我，要和他唠几句“家常”，旮旯角儿还站着一个医生。原来白先勇身患感冒，正发着烧，他年过70，明天还要远行……碰到这种情况，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，统统打发走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，有事来访还是无事登门的。他不！哑着嗓子、眼泪婆娑地应酬，一一满足了来者。我在一旁看着，非常感动。

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，但和他相比，我热爱程度远逊于他。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话，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。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，而我还不大喜欢徽菜。据他自己说，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，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。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、到上海，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，后来迁至台北就很少吃到了。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，必打听哪里有米粉店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。一次他到北京讲学，黄昏时分接到电话，说要请吃饭。

真的不大好找，还是他带路。一进门，白先勇笑呵呵对女店主高声道：“我们要吃米粉！”我一抬头，瞧见正面墙壁悬挂着白先勇手书“桂林米粉”四个大字。显然，人家是常客！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，他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在，还不忘叮嘱我要多放点辣椒。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，一双木筷左右搅动，上下翻飞，桌面、碗沿、嘴角干干净净，只有两颊红红的，那才叫本事。其实，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，12岁去了台湾，25岁去了美国。足见家乡的力量！他一刻也没有忘记。

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，但我没有他那样的痴迷赤诚，竟能“纠结”起台湾、香港、大陆的艺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没人敢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，他敢做！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接近200场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。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“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”的背后，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心力。单是筹款一项，就要人性命！为此，他生了很多闷气，但一个字不露，脸上始终挂着笑，只说自己是个昆曲“义工”。所以我老对同事说：“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，他就是白先勇。”通人情、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缺乏热情，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搬演情况，更不请我发表意见。对此，我心存感激，他可以创新，我可以顽固，谁也不去说服谁。

白先勇乃天纵之才，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。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，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，生动细致，充满人世沧桑感。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，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，他写出的作品都非常成功。什么叫成功？那就是受看，好看，耐看。比如短篇小说集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《台北人》《纽约客》，散文集《蓦然回首》，长篇小说《孽子》等，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。2012年春，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《父亲与民国》一书的座谈会。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，持书者排成长队，那个长队排得才叫“见首不见尾”。从下午6点签到晚上9点多，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，他始终不肯，我在一旁饿得不行。其中，一个30多岁的女读者是打“飞的”专程从敦煌赶来。还有个读者，背了一个大麻袋。轮到他了，立即把麻袋打开，无比自豪地说：“白先生，我专门收藏你的书，不同版本的共有100多本！”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，紧紧握住他的手……态度安安详详，说话从从容容，做事精精干干。办杂志，写小说，当老师，拍电影，搞昆曲，现在又研究起《红楼梦》来。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，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。

2017年，白先勇80岁了，我和几个台北朋友决定3月份要好好庆祝一下，痛快地热闹一场。这于我而言是件大事，心里老惦记着。在每每的惦念里，我仿佛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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