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梦新时代，中国航天员的心愿只有一个

２００３年，当杨利伟飞向太空时，两名年轻的飞行员在不同地方，同时通过电视目睹了火箭升空的那一瞬。２５岁的陈冬心想：“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利伟一样飞向太空，为祖国飞得更高？”２３岁的王亚平看着火箭灿烂的尾焰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“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，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呢？”

唰！当整流罩打开，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右舷窗亮了，壮美的太空又一次让景海鹏惊叹。一句“爽！”喊出了陈冬初见蓝色星球的震撼，也喊出了他实现自己飞天梦想的酣畅。

飞行归来，有小朋友好奇地问王亚平：“你在太空中会不会做梦？”她笑着回答：“在太空，不管做不做梦，我都已经在自己的梦里。”

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，每次载人飞行，有超过１０万名的技术人员用齿轮咬合般的团结协作，托举起英雄飞天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孙家栋形容：“离开了集体的力量，个人将一事无成。”

刘洋说起一个令她感动的小故事。发射塔架上有个供紧急撤离的逃逸滑道，５２米高，航天员会在执行任务之前进行训练，而技术人员会提前试验。一位年轻的女航天教员对刘洋说，她试跳时，看到下面黑乎乎的，两腿在发抖，但想到是给航天员们当“沙袋”，又觉得挺开心。

“到了太空，地球的引力变得微乎其微，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。”航天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：每次飞临祖国上空，心跳都会加速，会不由自主地凝望祖国的疆域，情不自禁地隔着舷窗想去触摸，每一次都会热泪盈眶。

有一个场景让杨利伟至今难忘。２００４年，他在美国纽约访问时，应邀出席华人华侨的一次活动。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华侨拉着他的手，语调颤抖，脸上满是泪痕：“你们飞多高，中国人的头就能昂多高！”

刘洋珍藏着一张照片。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，她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６０周年校庆，一位退休女教授挤过人群与她合了影。次年５月，当她再次来到这里与学校附中师生座谈时，一名小男孩递给她一个信封说：“这是我奶奶给你的，我长大了也要当航天员。”刘洋打开一看，竟是去年跟那位退休女教授的合影，背面写着：向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致敬！

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，从１５００多名优秀空军飞行员中百里挑一、精心选拔的１４人，汇聚北京航天城，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。他们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：“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！”

自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一飞冲天，人类已进行上百次载人航天飞行，共有数百人次进入太空。面对风险莫测的飞天旅程，需要脚踏实地去追赶。

北京航天城，航天员大队公寓的门柱上，镌刻着“珍惜崇高荣誉、迈向更深太空”的队训，见证着飞行员向航天员的转变、从天空向太空的跨越。天空与太空，一字之差，被苏联航天员列奥诺夫形象地称为“上天的阶梯”。

１４名首批航天员进入航天员大队时，年龄最小的已３０岁。工作了１０多年，书本也搁置了１０多年，猛然间捡起书本当学生，要在一年时间里系统掌握许多生涩的学科理论，对每个人无疑都是严峻考验，因此也被称为“登天第一关”。一位来上课的老教授说：“要在３个月内教完一年的高等数学课程，可真把我难住了。”

王亚平在参加航天员选拔时问杨利伟，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？杨利伟回答了两个字：“学习。”等她加入航天员大队，才真正体会到“学习”二字的分量。

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是第二道坎，包含了众多艰苦万分的训练。仅以其中的“超重耐力”训练为例，在飞船返回地球时，人要承受自身重量数倍的压力，很容易造成人的呼吸极度困难或停止，导致意志丧失、黑视甚至直接危及生命。

刘洋曾说：“太空虽然向女性张开了多情的怀抱，却从不有所偏爱。”她刚开始进行离心机超重训练时，短短几十秒，６个Ｇ的负荷就已让她如跑了万米一般双腿发软，精疲力尽。

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，常人只能承受３到４个Ｇ的重力加速度，航天员却要承受４０秒的８倍重力加速度。训练中，他们的五官被挤压变形，眼泪不自觉地往外飞，胸部极度压抑，呼吸非常困难，手臂抬不起来。一位航天员的母亲看后，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摆手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！”

太空飞行中，航天员每一步操作、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任务成败。飞行手册是航天员在太空执行任务的宝典，所有指令都汇集在９大本、上百万字的厚厚手册里。在飞行程序训练中，他们做的笔记摞起来比桌子还高，数以万计的指令成为习惯动作和肌肉记忆，每个人闭上眼睛都能精准无误地全流程操作。

最终，经过严格考核与评定，先后选拔的两批２１名航天员顺利通过考核，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，创造了世界航天员训练零淘汰率的纪录，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