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一支“铁军”走过的心路历程 - 军事记者

报告文学《大风歌》由李舫、张健创作，原载于2017年7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24版副刊，荣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作品全文7562字，聚焦叶挺独立团自1925年11月21日成立以来的发展变迁，引领读者对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进行回望。

关于报告文学，最本质的问题依然是“写什么”“怎么写”“为谁写”。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，如何选择题材、写法和立场，全面考验创作者的才华和智慧。读罢这篇作品，可以引出包括“何为报告文学”“报告文学何为”之类的诸多思考，具有启示性。

首先，作品厘清了叶挺独立团的变迁史，找到了“铁军”九十余载精神传承的源头活水，为新时代改革强军大业树起光辉典范。“铁军”历史之悠久、传统之厚重、牺牲之巨大、功勋之卓著，值得从记录历史的角度展开深入研究。作者没有囿于时间线索将作品写成流水账式的战事档案，而是通过人物和事件还原这支“铁军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。不同年代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清晰的脉络图，标定了带有“五个W”特征的事实要素。作品还暗藏着另一条线索，那就是“铁军”在历史洪流中的思想变迁。如果说历史沿革是途中经历，那么思想变迁就是内心之路，可以让读者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于平凡处见精神，感受历史的波谲云诡、岁月的静水深流。

对于一支在战争年代发展壮大的“铁军”，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作品无法回避的内容，能否写好历史背后的故事直接关系到创作的成败。作品对“铁军”成立后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诸多史实进行了呈现。叶挺独立团建立时，成立了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，下设6个党小组。支部委员会是领导核心，重大问题都通过支部讨论决定。叶挺独立团没有国民党组织，只有共产党组织，在国民革命军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政治建军的伟大尝试奠定了独立团拥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基础。在随后历时大半年的北伐战争中，以共产党员作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，在北伐中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，打出了“铁军”军威。1927年1月，武汉汉阳兵工厂受民众委托，制作了高1米、宽0.5米的铁盾牌，盾牌上镌刻着隶书大字“铁军”。叶挺独立团代表第四军接受了这块盾牌。“铁军”由此载入史册。

作品对“铁军”参加南昌起义、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的史实也进行了挖掘。1927年8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。参加起义的叶挺独立团当时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1军25师73团。1928年4月28日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、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。叶挺独立团被改编为第四军10师28团。这一时期，正值探索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寻路时期，毛泽东安排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唐天际，带着“党支部建在连上”和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两大法宝，到28团1营2连任党代表。唐天际按照毛泽东指示，在2连建立了党支部、列宁室（俱乐部）和士兵委员会（军人委员会），实行政治课教育制度。后来，“六项注意”发展成为“八项注意”。1947年10月，毛泽东亲自起草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》，自此以后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军规，而叶挺独立团就是第一军规的诞生地。

作品全文有多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议论性文字，不仅未害其义，反而产生特殊的感染力。比如写到南昌起义失败之后，起义部队从南昌挥师南下，辗转潮汕，又东进入闽，继而北移进入赣南山区。途中每一个岔路口都是对信仰的考验。作者在此处有一段精辟议论：“世事就是这样，在胜利顺畅的情况下，做英雄是容易的，因为牺牲较小，前景可期；而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，做英雄就难得多了，因为牺牲很大，前景还无法预料。”这段话蕴含着深刻智慧。革命就是投奔理想的事业，只有为信仰付出过代价，一个人才可能获取真正的精神成长。

其次，作品记录了“铁军”的思想变迁，诠释了红色基因传承不息的制胜密码，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灵魂指南。近年来，报告文学常受诟病，思想观念陈旧，语言缺乏时代感等问题较为普遍。这篇作品突破了这些困境。“铁军”在文中不是简单的概念，而是涵盖人物、故事、场景、哲思等多方面内容。“事之当革，若畏惧而不为，则失时为害。”叶挺独立团与时俱进，在调整改革中保持着雄师劲旅的风采。作者注重从时代背景、历史使命和思想传承来铺开笔墨，展现出驾驭主题的智慧。

叶挺独立团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，八一军旗就是从这支英雄部队升起的。这种传承经过九十余载风风雨雨，不仅没有褪色和变质，反而历久弥坚、发扬光大。传奇还在继续，这是贯穿作品的基调。作品对“铁军”在新四军时期经历的刘老庄阻击战进行了详细记录。皖南事变后，“铁军”的新番号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。刘老庄阻击战由19团4连具体实施，于1943年3月18日上午9时打响，持续到当天21点左右结束。《新四军战史》和叶挺独立团团史，对这场战斗的记载比较简单：“4连连续打退日伪军1000余人的5次冲锋，经受了6个小时断续炮击，整整坚守了12小时，毙敌170余人，伤敌200余人。由于4连的顽强阻击，日军被挡在六塘河以南十几里外，保障了六塘河两岸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。”然而，作者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更多细节。战斗结束后，淮阴县张集区的区队与游击小组赶到战场，看到战壕里尸骸遍地，战士们牺牲前仍然保持着战斗姿势：有的人嘴里咬着日军的半边耳朵；有的人手里揪着敌人的几缕头发；有的人双手紧握捅弯了的刺刀……此战之后，19团4连被命名为“刘老庄连”。作者秉笔直书，保持了时间跨度上的关联，比如在叙述完“刘老庄连”的故事时写道：在烈士捐躯的地方修筑烈士陵园，建起雄伟的八十二座烈士墓碑。“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屈原在《九歌》中的哀婉吟唱被作者引用到文中，令人读到此处顿生悲愤和感慨。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力之源吗？抗战胜利后，“铁军”挺进东北，最后编为第四野战军43军127师379团，从东北的松花江打到了海南的万泉河。这些南征北战的故事，在八千里征途上写下“铁军”的不朽之旅。

讲述完“铁军”在战争年代的传奇，作者将当今“铁军”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担当作为书写对象。2008年5月12日下午，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发生了里氏震级达8.0级、矩震级达8.3级、震中烈度达11度的超强地震。379团官兵于13日整装飞往四川救灾，随即向映秀镇徒步挺进。这时，作者写下令人落泪的细节—面对不可预知的险情，师政委向全体官兵大声喊道：“独生子出列！”喊了两遍，无人应答。“共产党员出列！”政委又喊了一声。这次全体官兵都站了出来。挑选出的党员骨干，每人背负约20公斤药物向映秀镇挺进。这一路，“铁军”传人们经历了13处泥石流、20多处塌方滑坡、15次余震，最终将药物送进灾情最为严重的地方。

最后，作品在党史军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领域挑战了新难度，为此类题材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

探索了新路子、建立了新范式。党史军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，在报告文学领域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，要真正写好此类题材绝非易事。首先是采访难度大，具体到素材的获取上，要想取得新发现，掌握第一手材料，即便付出艰辛劳动也很难有预期收获；其次是创新难度大，推陈出新需要能力、才华和担当精神，一方面让读者有所获，另一方面又要具备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和跨界思维；最后是把控尺度难，历史观念、政治立场容不得半点马虎，需要秉笔直书，保持客观、准确、详实，但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抽丝剥茧、甄别真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或许，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，报告文学创作常常被称为“费力不讨好”的事业，更有报告文学作家自嘲这是“愚人”的事业。这倒也是实话实说，报告文学创作还真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可，坐在屋子里写不出报告文学，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用脚步去丈量天地之广阔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唯有如此才能写出鲜活生动的作品。我与《大风歌》作者之一张健谈及过这篇作品背后的采访故事，得知他们在采写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调研，多次奔赴“铁军”驻地，与官兵们促膝而谈，目睹官兵们的训练场景，近距离参观过叶挺独立团战士用过的枪支、穿过的战衣，瞻仰过“铁军”军徽及英烈照片，在军史档案馆查阅“铁军”历史，见证这支英雄部队的征战地图，采访了健在的“铁军”老战士，在掌握了大量采访素材后才开始创作。可以说，这篇作品挑战了党史军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难度。而有难度的写作才可能为作品带来更多可能性。这样的作品犹如一列火车从历史深处驶来，然后穿越读者的心灵世界，留下一个时代的轰鸣。
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当我们以新闻学和文学的笔触回望历史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，而是为了走向未来。作品准确传递出渴望传递的信息，表达了渴望表达的愿景。结尾的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铁血猛士兮定国安邦”，呼应了主题—必须传承和发扬“铁军”精神，回应“建成世界一流军队”的时代号召。作品提出了在新时代保持和发扬我军优秀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，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了借鉴。